法国史书写中的全球转向

全球史的发展带来了对民族国家历史书写的冲击，不过，全球史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摆脱民族国家的历史，而是要放在更广阔的空间内考察。在国际法国史学界，有不少史家意识到，要认识法兰西的历史应跳出国界的束缚，以跨国的、全球的视角去探索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超越六边形国土看法国历史

早在1950年，法国年鉴学派奠基人吕西安·费弗尔就和他的助手弗朗索瓦·克鲁泽共同撰写了一部从跨国史视角理解法兰西文明的作品《我们都是混血儿：法国文明史教程》。这部著作原本是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托、为巩固战后和平而编写的中学教材，然而直到2012年才得以出版。作者试图证明法兰西是在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不断融合中逐步形成的，它是一个囊括了阿拉伯人与非洲人在内的多民族混合体。从历史长河来看，世界塑造了法兰西，法兰西也影响了全世界，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具有相互依存关系。从日常事物观察，法国梧桐、七叶树等貌似源自本土的植物其实来自亚洲，16、17世纪才移植到法国，许多最正宗的本土食物也源自世界其他地区。总之，正如克鲁泽所说，此书反对法国中心观，倡导各种文化的融合。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稿长期被束之高阁，如今得以问世正说明这种倡导文明互鉴、以跨国视角考察民族国家历史的做法符合当下的史学书写潮流。然而，此书也存在明显的时代局限，它将法国的殖民扩张视作向世界传播文明与自由观念，这显然是错误的。今天的编者也认为，作者们拔高了法兰西文明，关于殖民主义的描述更是陈旧过时、应予以批判的。这也正是21世纪全球史视角下的国别史书写需要克服的东西。

法国学者帕特里克·布琼肯定了费弗尔与克鲁泽的探索，并于2017年率122名史家共同完成了《法兰西世界史》。此书尝试“通过世界阐释法国，以世界为局书写法国的历史”，但无意“颂扬民族的光荣崛起”。而在两年之前，美国学者泰勒·斯托瓦尔已经出版了《超越法兰西国界》,从跨国史的视角审视近代以来的法国历史，着重考察法国与欧洲、美国，以及和殖民地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全球史观对国别史的冲击，不仅体现在通史的撰写上，更体现在大量的专题史研究中。一向侧重呈现法兰西政治与文化独特性的法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全球转向”，就笔者所见，路易十四时代的东方主义、18世纪的“法属大西洋世界”等问题明显运用了全球史、跨国史的研究路径。

近代早期法国与东方的接触

为了与哈布斯堡王朝争霸，法国自16世纪起便和奥斯曼帝国建立了外交与商业联系。到路易十四时代，法国与奥斯曼帝国、印度、波斯、中国和暹罗等国家的贸易往来与跨文化交流引人注目。2008年美国学者麦凯布撰写了《近代早期法国的东方主义》，次年加拿大学者尼古拉斯·迪尤出版了《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东方主义》。前者勾勒了16-18世纪的欧亚贸易、异国情调及其对法国社会的影响。这一时期法国与亚洲贸易的激增，带来了丝绸、棉布、茶叶、瓷器、宝石、漆器、花卉等具有异国情调的物品，它们改变了法国人的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此外，参与贸易活动的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所撰写的旅行见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奥斯曼、波斯统治者政治权力的讨论，则推动了法国学者关于本国君主制政体的思考。迪尤则强调，法国学者在语言学、科学、人类学、比较宗教、旅行记述等方面所做的工作为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使得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在谈及东方时能信手拈来种种例证。两本著作都指出，路易十四时代的文人、学者出于宗教、商业、科学等目的，收集、编纂了大量关于东方的文献，献给国王与大臣科尔贝等资助人，并形成了一个知识交流与传播网络。铭文与美文学院以及科学院便是收集东方知识的重要机构。甚至可以说，东方学推动了法兰西科学院的创立。

在与奥斯曼、萨法维等帝国接触的过程中，法国人往往把它们看作是参照物。2019年，美国学者苏珊·穆哈巴里出版了《波斯之镜：近代早期法国对萨法维帝国的反思》，考察了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前期法国王权、宫廷和知识界如何认识萨法维王朝并与之互动的。在孟德斯鸠出版《波斯人信札》之前，法国人就对波斯颇为着迷，如饥似渴地阅读相关旅行见闻、民间故事，关注1715年波斯大使造访巴黎和凡尔赛。在作者看来，波斯成了法国人赞颂或批判波旁王朝的一面镜子，最终塑造的是法国人自身的认同。

“法属大西洋世界”的兴衰

弗朗索瓦一世曾产生过殖民扩张的野心，然而16世纪后半期的宗教战争不利于殖民计划的开展。17世纪，法国逐渐成为加勒比海地区的强国，在圣多明各、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等地建立殖民地。到18世纪后半叶，“法属大西洋世界”的奴隶贸易与种植园制度发展至顶峰。所谓“法属大西洋世界”，主要包括法国西部的港口城市和生产大量蔗糖、咖啡、靛蓝和棉花的安的列斯殖民地。法属大西洋概念强调的是一个交流与冲突的空间，它涉及的不仅是法国与殖民地的关系，也涉及各殖民帝国之间的竞争与往来。

2022年初，加拿大学者海伦·迪瓦尔推出了《新法兰西之争：法属大西洋的公司、法律和主权（1598-1663）》。作者指出，从16世纪初开始，每年有数千名来自巴斯克、布列塔尼和诺曼底等地的渔民与商人跨越大西洋，从事捕鱼、捕鲸和毛皮贸易，他们将此视作习惯权利。17世纪，这些习惯权利受到了挑战，因为法国试图给予某些个人和公司贸易特权以便在北美执行殖民扩张的计划。于是，激烈的冲突接踵而至，引发了诸多围绕着权力与特权的诉讼。迪瓦尔证明了，殖民帝国的形成和法国的国家建构相互推动，对于新法兰西的控制有助于巩固国内的海事管理机构并监督主要的大西洋贸易航线。

海外殖民扩张以及跨大西洋贸易，也深深影响了法国沿海城市的发展。2020年，英国学者艾伦·福里斯特出版了《法属大西洋之死：革命年代的贸易、战争和奴隶制》。此书重点考察了法国在大西洋的殖民帝国在革命时代衰落的原因，但作者也花了很大篇幅勾勒大西洋贸易如何造就港口城市的繁荣以及革命前十年法国经济的兴旺。以波尔多为例，它的昌盛在于充当了法属美洲殖民地和欧洲大陆之间的转口贸易中心，吸引了来自法国西南部的劳工、欧洲北部的商人、巴黎的艺术家和建筑师。大西洋贸易还使商人、船东等群体成了商业贵族。然而，这种繁荣是脆弱的，列强在海上的战争是大西洋航运面临的主要风险，也是法属大西洋衰落的首要因素。另外，大西洋经济的繁荣病态地依赖贩奴贸易和奴隶劳动，随着反奴隶制观念的兴起，畸形的繁荣注定走向消亡。革命也在殖民地播下了反抗的种子，经过多年战争与奴隶起义，圣多明各和瓜德罗普的商业文化走向凋零。在对法属大西洋的兴衰勾勒之外，本书还强调南特、拉罗谢尔、波尔多等港口罪恶的奴隶贸易产生了令人不安的历史记忆，并在今天的法国种族关系上留下了难以消除的印记。

被大革命摧残的法国大西洋经济，其实也正是促进革命降临的因素。美国学者保罗·切尼和洛朗·杜布瓦的研究都表明，大西洋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法国的社会与经济生活，对既定的政治秩序与社会结构形成了挑战，进而推动了革命的发生。杜布瓦还指出，殖民地起义的奴隶与宗主国革命精英共同推进了废奴主义的发展，赋予大革命的公民权观念以新内涵。

当下的法国面临移民问题、种族关系等困境，只有在更广阔的空间内考察民族国家的历史，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些问题的历史成因。此外，从全球视角书写法国史，可以将贸易往来、物种传播、文化交流、政治碰撞、社会转型等内容重新融会贯通，研究者们不必在经济与社会、政治与文化等研究领域各执一端。

（作者：庞冠群，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